不过，不同的行政行为对合意的要求不同，有的期待合意，例如行政指导、行政许可。

See Peter Hennessy, Britain's Eric Ashby, Change,The New Learners, 22-25 (1973)罗伯特·伯达尔把大学自治划分为两种：实质性自治和程序性自治。自治是大学生存的保障和发展的动力，官治则是为了大学走得更稳、更安全而已。

对我国而言，加强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并通过法律的形式将一部分从教育行政部门分离出来的职能授予中介组织，是在政府与大学间实现教育权衡平的可行方式。如果政府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带着一种宏现的理念，那么首先就会在管理方式上优先选择规划的设计与规则的制定，而不是通过具体行政行为变相行使本属于大学的权利。无论是将去行政化作为建校前提，还是推行实名推荐制度，形式虽异，初衷却同。行政权对自治空间的挤压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制度惯性。在政府职能转变的大趋劳下，将对大学自治诉求的回应上升到制度环境供给的层面，需要通过对管理与自治间衡平机制的探索，从理念、职能和法律上的衡平以及大学内部的衡平，将有限的大学发展资源得以公平、有效地配置，从而真正回应大学在新时期渴望新发展的自治诉求。

虽然《高等教育法》第32条到第38条规定了所谓的七大办学自主权，即招生权、学科和专业设置及调整权、教学权、科研与社会服务权、开展对外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权、人事权以及财产的管理和使用权，但过于抽象的规定使得七大自主权更像是七大工作职责，这七项职责实质上是政府高等教育权的具体内容。英格兰高等教育拔款委员会（The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19]是高等教育中介组织较为成熟的案例。前者规定了国家目的，后者落实了具体国家任务，这是一种不同于互惠正义基础上的消解了历史图景的宪法观。

[4] H. Schweber, The Language of 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Press2007; Mcllain, Constitution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A Division of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47. [5] Nathan,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from the Totalitarian Rule to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2006. [6] H. Schweber, The Language of 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Press2007, p. 16. [7]有关社会契约论理论模型及道德基础的深入分析see N. Southwood, Contractualism and the Foundations of Morality, Oxford2010. [8]J.Rawls,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HarvardPress2007, p. 172. [9]见序言第3自然段。五四宪法确立了一种建立在承认的政治基础上，既坚持原则又体现灵活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弹性威权主义，这种弹性威权主义背后是五四宪法对于中国生存处境的实用主义处理，既坚持根本的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原则，又从历史的前提、现实的生存条件与阶段性目标出发，合理设定宪法规范，做到最大程度上整合国家建设的资源，调动国家建设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一种弹性与权威的结合。这里治理的弹性表现在，宪法使用现在的表达，明确说明了这是现实条件所决定的经济成分，我们必须正视。宪法权威 引言：五四宪法为什么重要 今年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颁布实施六十周年。

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国家进行有效治理的物质基础和手段。[14]《关于与斯大林会谈情况给毛泽东和中央的电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37页。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规范容纳了巨大的制度弹性： 第一，关于国家治理主体的表述。[17]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可以说这样一种具体的治理理念深刻影响了现行宪法及其四次修改的思路，决定了我们现阶段宪法治理的基本格局。在毛泽东同志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他明确提出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制宪思路：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

在经济上，它主要是一种恢复性经济制度安排，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杂糅。然而，五四宪法的正义观完全迥异于此种互惠正义： 第一，五四宪法并不解决建国（组构政治社会）的问题，它的使命在于从革命建国（共同纲领）走向立宪护国，它既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对共同纲领的发展[9]，它的本质使命是要将一种建立在政治精英内部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21]韩大元编著：《1954宪法与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我们可以予以四点展开： 第一，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是国家任务之推动 制定五四宪法不仅仅是因为共同纲领无法完成共产党政治正义观的表达，也在于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本身就是国家任务的推动。

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自信[22]。[26]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31] 显然，五四宪法确立的保证宪法的完全实施而奋斗，它构成了我国治理格局中各种制度安排的底线正义与基本共识，在这个框架秩序（凯尔斯语）之下我们才能实现弹性、灵活的制度设计，这一点恰好也为现行宪法一脉相承：在现行宪法序言最后一段即明确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这里，五四宪法建构了特定的中国整体历史观，也对今天的宪法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五四宪法的国家历史观 五四宪法解决了新中国的正义基础，它进一步还必须回答这个新中国究竟是从哪来的，它如何面对过去，它与过去的中国究竟是什么关系。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在舍勒看来，领袖正是建立在相互性关系上，它必须取得追随者的现实认可，对追随者施以好处换取追随，同时领袖是价值中立的，只要有领导的意愿和追随者就可以成为领袖，从而是一种事实上的概念。最后，这还是一条中国重构对于世界图景和人类历史一般想象的道路。互惠正义的宪法观在时间上静止的，最终就是福山所提出的自由民主体制是历史的终结，因此西方自由主义宪法观没有能力提出宪法对于未来共同生活的期待和规范，它的唯一期待就是洛克或卢梭反复申言的如何避免或尽量延缓政府的解体，从而陷入一种解体-立约-再解体-再立约的历史循环[25]。在市场成为一种基本的治理手段前提下，劳动、资本、技术都可以成为这种治理手段的要素。

更进一步说，国家的正义性不仅仅是因为它保护原子式的个人，国家的存在不是因为个体出于维护自己生命、自由和财产最大化的考虑，以此为动力创造一个本身无道德诉求的、机械化的主权者[12]，相反，鲜明的政治理想和观念必然会影响五四宪法对领导力量的规定，将政党道德注入到宪法政治之中，那就是将领袖转化为楷模，将互相给予恩惠作为同意的前提，转化为以牺牲和服务的个人伦理为基础的宪法政治道德，从而实现了一种楷模-群众的王道正义叙事。这种激烈的斗争反应在国家制度的问题上，就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势力所要求的三种不同的宪法。

这种历史主义的眼光也对现行宪法产生了影响。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28] 现行宪法更进一步弱化了阶层划分与劳动在政治承认中的作用，以宪法爱国主义的思路明确了更为弹性的国家多元治理主体：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同时在第5条也进一步确立了中国立宪主义的基本立场：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而共产党人在制宪时预设的历史任务却是：由目前复杂的经济结构的社会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社会，即由目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应当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10]例如虽然现行宪法第1条将人民民主国家修改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那也只是国家内部资本主义改造完成后客观情况变化而做出的修改。虽然具体条文经过世事沧桑已经有所移异，现行宪法也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起点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但这条由五四宪法开创的中国道路却依然规定着今天的宪法秩序及其治理，理解并尊重这种文明的连续性也许就是我们正确对待五四宪法、也是正确对待我们今天的事业最重要的前提吧。但同样在序言部分规定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并没有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专政对象，排除出国家治理主体的范畴，甚至对于剥削阶级也通过预留通过劳动，将其改造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来纳入人民的范畴，实现向治理主体的转化。

从现实来看，《共同纲领》在本质上只是一个现实力量对比关系的产物，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制宪的必要就是要证明新生的国家并非依靠军事力量获得正当性[14]，革命建国必须要建立在某种可普遍化的政治道德之上才能弥合革命事实与应然正当之间的逻辑裂缝。这条中国道路将国家的正当性建立在一种非契约论的基础上，赋予了宪法特定的伦理内涵。

更重要的是，在以上四个方面背后五四宪法所开创和奠定的中国道路，后面的几部宪法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这种中国道路的变体，没有偏离五四宪法开创的中国道路的根本方向。[13] 五四宪法的正义观正是要建立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楷模地位，这既有现实的考量，也体现共产党政治哲学的教义。

但楷模不同，它建立在崇高政治、文化、审美道德精神之上，可以超越现实时空，即便不在其位的楷模，也可以获得追随者的尊崇，获得一种可普遍化的正当性，因此它必须对于追随者而言具有某种道德感召力，而不仅仅是现实恩惠激励。共产党员是在不断同反革命的斗争中去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

从而，我们可以说经过五四宪法所设定、现行宪法所完善的弹性的宪法权威主义治理格局在中国已经形成宪法学语境中的公共参与制度规范的价值取向是激活公共理性和自治功能，以公民的主体性为基础，强化公民意识，释放公民的主体性精神，养成主动参与和理性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公共参与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微观领域，如社区治理或政策制定等，在法律意义上被认为是一种公民权利的运用，是一种权利的再分配。因此，从宪法学的视角加深对公共参与的认识，探索更为规范的公共参与方式，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宪法实施都具有实际意义。

在行政管理领域，行政决策中的长官意志依然有所体现，公共决策没有充分地体现民意。［1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在实践意义上，参与权则表现为公民的行动力，公民享有参与权，表明他(她)可以自己现有的智识水平参与和处理公共事务，蕴含着公民自治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8］郑贤君:《基本权利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

中国现行1982年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只有基于本国国情的上下联系做文章，才能为公共参与找到合适的路径。